礼乐制度便是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同为万物本的根据。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乐则是用琴瑟钟鼓之类的乐器演奏出来的，所谓八音谐是也。

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这与孔子的政治伦理观有关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诗歌有舞蹈相伴，舞蹈有音乐相伴，音乐有歌舞相随。就艺术进展而言，诗是一种有韵味的情志语言，礼是能够实践的行为语言，乐则是体验式的抽象语言。或是与好的内容结合，或是与不好的内容相结合。

孔子所说的艺是广义的艺术，不是指狭义的某种专门艺术。这里所说的礼，就是礼乐文采，既是艺术的、美学的，又有道德的内容。他的后学，特别是正统派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面，结果把人们完全引向脱离实际、毫无生气的死读书、读死书的道路。

这正是佛老思想的变种。到朱熹，这种矛盾就更加明显。这说明，明末清初之时，在人性论的辩论中，以气质论性，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。其次，他批判了所谓默识心通的认识方法，主张从躬习实践的直接经验中取得认识。

动物皆有血气，皆形能动。戴震的说法比王夫之更彻底，但他以时间先后解释形而上下，这从人类认识发展过程来看，并没有前进多少。

（三） 戴震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，是他的人性学说。且不特远近也，光之及又有明暗，故于物有察有不察。所谓必然，就是自然之则，带有规则、法则的意义，其具体表现就是人伦日用之道、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，但它决不能离欲而存在。因为二者都是讲体认心中天理的功夫。

在这一方面，他继承了王夫之的事业并有所发展。这同理学家所提倡的死读书、读死书的方法是不同的，但是同心学派以我观书的方法也不同。[23] 他对汉儒、朱熹和王阳明三家对格物的解释都进行了批评。这一点和同时代的朱之瑜、顾炎武等人完全一致。

戴震人性学说的一个特点是，他提出了欲、情、知三者皆性的思想。戴震认为，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，一是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所反映的声色味等见闻之知，即感性认识。

朱子曰：‘才有天命，便有气质，不能相离。然而以读经史、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，则相隔千里。

[101] 而他所谓行，主要是和知联系在一起的。仁义礼智也必须在情欲中才能见，否则，就是理学家所谓理附着在气质中，把性说成光秃秃的形而上了。可见，性和欲也是统一的。但是，颜元的思想比陆世仪彻底得多。他对理学和心学两派，都表示不满，都进行了批判。学习其他知识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

盖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。心精于道，全乎圣智，自无弗贯通，非多学而识所能尽。

[31]《颜习斋先生言行录·三代》。仁义礼智只是形容血气心知的名字。

也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戴震这样，对理学家所谓存天理，灭人欲之辩公开提出控诉，并指出这是以理杀人。王夫之以后，即清代初中期，这个批判运动向纵深发展。

当朱熹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是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者。[98]《理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但时代是变化的、发展的，不能再停留在朱、陆那个阶段。[16] 对于朱熹，他总是指出他的思想矛盾，一方面批判其错误，一方面肯定其正确的一面。

但是，对于他的存天理，灭人欲之说，戴震予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，比王夫之更为坚决而彻底。陆子静、王文成就老、庄、释氏所指者，即以理实之，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。

具体讲，有两方面意义：其一，由心思裁定耳目感觉知识的可靠程度，即去伪存真，所谓定其可否，即有这样的意义。[15]《唤迷途》，《存人编》卷一。

颜元哲学的特点，就在于依据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经验，来阐明认识的基本道理，这正是颜元哲学的一个特点，也是一个优点。[19]《性图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二。

类之中又有不同，但大致上同类之中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，因而同其他类区别开来。[111]《性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博学之，则兵、农、钱、谷、水、火、工虞、天文、地理、无不学也。理学家视理欲为不可相容，说什么不出于理则出于欲，不出于欲则出于理。

但是为了坚持唯物主义思想，为了批判理学，戴震所做的努力是可贵的。[57] 他认为，朱熹应该以此教育学者，使之掌握有用知识，既能战胜佛老之说，又有利于苍生，这才是他的能事，又何必区区章句如此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和王夫之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不过王夫之更加强调理性的作用，戴震似乎更加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。他指出，佛、老之学通过周敦颐、邵雍等人，渗入理学。

他在解释他所作的《性图》时说：圈，心也。戴震以主观真理服从客观真理，是客观真理论者。